当人们谈起舒曼_焦点短讯

转载自“A大调”WeChat Public Account，有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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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无数的少年儿童，在他们的家长为其购得了人生第一台钢琴后，都梦想将来成为一名钢琴家。但现实证明，并不是每一个弹钢琴的少女少男都能有朝一日蜕变成大师。这其中无外乎两类原因：要么是天赋不够且还不怎么努力，要么是努力过头从而离奇地丧失了成为钢琴家的可能性。不要以为后一种情况是少数。20世纪后半叶欧洲最具影响力的指挥家赫伯特·冯·卡拉扬，学生时期在维也纳学习钢琴时，由于过分刻苦的练习，导致手指腱鞘永久性损伤。迫不得已之下，他才将奋斗的目标转向音乐指挥学，并经过几十年的打拼，终于成为欧洲最有权势的“指挥帝王”。

被自己夜以继日的努力给坑了的，卡拉扬并不是第一个。早在1830年就有一位生活在德国莱比锡名叫罗伯特·舒曼（1810——1856）的文艺青年，为了弥补因起步太晚而落下的钢琴基本功，同样不分昼夜地练习，甚至别出心裁地发明了某种机械装置以锻炼他右手无名指的肌肉。如此刻苦练习的结果可想而知——那根可怜的手指彻底受伤，而他成为职业钢琴家的可能前景也就此葬送。没有办法，受到打击的舒曼只好将艺术家的生涯规划转向了音乐作曲。好在他最终也成为了音乐史上有头有脸的人物。卡拉扬和罗伯特·舒曼，一位是无可比拟的优秀指挥家，一位是浪漫主义时期重要的作曲家——他们都拥有了光明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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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作为作曲家的舒曼所写的四首交响曲大多被贴上“毫无新意”的标签，但他所作的钢琴曲却在琴坛上经久不衰。《A小调钢琴协奏曲》《童年即景》《花纹》等乐队作品或独奏小品，皆为现当代众多钢琴家职业生涯中的必演曲目。这一点，想必定能从巴伦博伊姆、阿格里奇和郎朗的乐迷那儿得到印证。

实际上，舒曼的交响曲并非一无是处，尤其是他的第四交响曲，是四首交响曲中最突出的一首。这部初作于1841年的交响曲因为首演反响不佳而惨遭作曲家遗弃，直到10年后他搬到莱茵河畔风景如画的杜塞尔多夫，在全新的生活环境和日渐发作的精神疾病的双重刺激下——是的，1851年的舒曼已经被精神病折磨得越来越不像正常人——他才重燃对这部未发表作品的兴趣，将第一、第四乐章做了大幅改动，并以《D小调第四交响曲》的名字再次发表，作品编号120。我们今天听到的基本都是1851年的那一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伟大的指挥家富特文格勒多次演绎过舒曼的第四交响曲。现在看来，这是一系列意义非凡的行动，仿佛音乐之神委派了一位代言人到人间去播撒音乐的种子——富特文格勒的这几场演出，不论是音乐会现场还是录音室唱片，无不深深地影响了当时的一批年轻人。其中出类拔萃的，不仅有后来同样成为著名指挥家的库贝利克，也有上文提到的巴伦博伊姆和卡拉扬。这些日后声名卓著的音乐家们在接受采访或撰写文章时，都不约而同地忆及当年的Schumann No.4以及站在指挥台上将这部作品从乐师手中的乐器诱导出来的富特文格勒。捷克人库贝利克这样说过：“…my first impressions were when I was 14 when Furtwänglercame to Prague, he played Schumann 4and Tchaikovsky 4. For me, it was an unforgettable evening. And I still somehow hear it even today. It influenced my whole life by this evening. Since then, I wished to be a conductor…”

无疑，舒曼的第四交响曲是一部杰出的作品。虽然许多人认为它是在模仿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命运”，但它毕竟诞生于浪漫主义时期，拥有比贝多芬更灵活的变速、更多的弦乐独奏以及更丰富的配器——这一点尤其值得注意，为了让铜管在管弦乐发扬光大，舒曼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要知道，即便是古典主义晚期的贝多芬交响曲里面，使用长号的机会都屈指可数（大号：那我呢？上帝答：你尚未出生），更不要说连小号和双簧管都不一定采用的莫扎特了。

不过，在聆听《第四交响曲》时，人们应时刻牢记一个事实，那就是1851年重新编排此曲的舒曼因顽疾已精神不稳定了，用现代人的话说就是“抑郁症”。因为，如果不是因为这点，人们也很难解释，为何作品中那些优美的旋律听起来总有些出离人们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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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曼患的这个精神病，普遍认为是梅毒引起的。但学界对此也有争议。反对这一观点的学者拿出的最坚实证据，就是舒曼的妻子克拉拉并没有感染这一传染性疾病。于是支持的一方又提出：

“舒曼的梅毒在从他完婚到最后一个孩子出生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处于潜伏期……”

不论如何，婚前私生活并不检点的舒曼，其精神疾病困扰了他并不长寿的一生，只不过比起他人生的最后几年，病情相对并不严重罢了。可即便如此，1845年的罗伯特·舒曼依然是在失眠、因失眠而引起的恐惧和因恐惧崩溃地流泪中度过每一天的生活的。

法国作家普鲁斯特有言：“所有杰作都出自精神病患者之手。”尽管《C大调第二交响曲》并不被世人看作舒曼的又一部杰作，但的确是在连克拉拉都认为她的精神病丈夫快不行了的时候，舒曼灵感乍现，着手创作这首交响曲，将“脑海中迸现出的鼓声和号角声”落在五线谱上。只是，没有健壮的身体就没有革命的本钱。拖着病躯进行音乐创作的舒曼可谓步履维艰。他每写下一个音符，付出的代价就是“全身近百处部位的发痒和抽搐”。因此，一直到1845年冬天，《第二交响曲》都没有什么进展。

也许是音乐之神不忍心让舒曼继续受此折磨，他决定大发慈悲——当年12月中旬，犹如“银瓶乍破水浆迸”，舒曼乐思泉涌，赶在元旦之前完成了这首作品的总谱，于第二年完成了配器。作品诞生后，作曲家写信给他的同事：

“…我是在极度痛苦的状态下写出这首作品的，我确信人们欣赏此作时会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创作第四乐章时才意识到原来自己还活着，但直到这首作品全部写完，我才真正感觉自己好了一些。否则，我无时无刻不会想起那段黑暗的时日…”

遗憾的是，舒曼给他的听众赋予了过高的期待，因为很难说有多少人听罢此曲后，还能根据作品的起承转合准确地还原出作曲家当时的抑郁状态。毕竟，经历了第三乐章的忧郁哀愁、犹豫不决后，这首C大调作品最终还是带来了辉煌的胜利。

这有点像贝多芬的处理。的确，《C大调第二交响曲》与贝多芬的《D小调第九交响曲“合唱”》有异曲同工之妙：两首作品不仅都有置于第二乐章的快速谐谑曲，更因为作曲家相似的不幸人生而拥有相似的音乐逻辑。如果舒曼真的是在致敬贝多芬，人们或许才能稍稍理解为何舒曼如此确信他的听众能够从《第二交响曲》的音乐中窥见他悲惨的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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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认为《C大调第二交响曲》相较于舒曼的杰作《降B大调第一交响曲“春天”》是一个退步。同为大调的两首交响曲，《第一》更显激情欢快，既极尽讴歌春天之能事，又抒发新婚燕尔之欣喜，充分展现了一首大调作品该有的样子；《第二》尽管也欢乐热烈，但风格上明显沉稳了许多，保守有余，激情不足。

私以为，若没有精神病的压迫，舒曼会是身体健康、心灵完备的人。他对生活的热爱在他短暂的四十六年生命里是一以贯之的。这种热爱，在他抱得美人归的高光时刻便乘势演化成了激情；而在因疾病而身心俱疲的人生低谷，更加成熟的他把热爱演化成了温暖。人们好奇地把手伸进从舒曼内心流泻出的滔滔大河，惊异地发现水竟然是温的。正是这种内心世界让舒曼决定写出《第二交响曲》这样的作品。

这融融暖意同样孕育了《降E大调第三交响曲“莱茵”》。1850年，舒曼携全家搬到了杜塞尔多夫，在这儿度过了人生的最后时光。碧波荡漾的莱茵河给予了舒曼极大的放松，心情十分愉快。优美的自然风光既是丰富的现实素材，又是充沛的创作源泉。作曲家的灵魂开始熊熊燃烧，舒曼仿佛忘记了自己是个精神病人的事实，用了大约5个星期的时间全速完成了拥有5个乐章的《第三交响曲》，并将作品冠以给他提供了无尽灵感的那条大河之名。

这是一部情真意切的作品，无繁复的技巧，无晦涩的片段，每一个乐章都在描写作曲家的所见所闻：首乐章描写莱茵河流域熙熙攘攘的繁荣景象，次乐章模仿莱茵河的潺潺流水与阵阵柔波，三乐章是一首哀而不伤的小夜曲，四乐章记录发生在科隆大教堂的一场庄严肃穆的仪式，末乐章向听众分享莱茵河畔节日庆典时的未央长乐。舒曼特有的温暖特质贯穿全曲，尤其第五乐章的第一主题，因弦乐与圆号奏出了欢快优美的旋律，开场便直抵人心，堪称整首作品最精彩的一个瞬间。

舒曼把他对生活的全部热爱，都凝练在这部被柏林爱乐乐团的第一任指挥汉斯·彪罗抨击为“迷失方向、智性自毁”的交响颂歌里。这是他仍然能够像正常人一样面对生活时创作的最后一部交响曲。下一部交响曲《第四》定稿诞生时，他已经开始看到正常人看不到的景象了。或许舒曼预料到了自己迟早也会迎来“丧失智性”的那一天，所以才把对世间草木的无限眷恋浓缩在自己生为常人的最后作品里。遗憾的是，他以凡人视角创作出来的音乐被无情地冠上“平庸寡淡”的帽子，可他一年后半人半疯时修订发表的《第四交响曲》却广受欢迎。舒曼的乐迷们，究竟应该为此感到难过还是庆幸呢？

也好也罢，舒曼作为作曲家的人生道路此时已基本走到尽头。命运无情、造化弄人，舒曼创作《第三交响曲》时怎么也想不到，他为之动情讴歌的莱茵河，四年后差点就成了他的葬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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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2月某个天寒地冻的清晨，罗伯特·舒曼趁家人不注意溜出家门，踉踉跄跄地跌入冰冷刺骨的莱茵河水，使人分不清那个动作是一次酩酊酒醉的失足还是一场预谋已久的自杀。好在杜塞尔多夫民风淳朴，莱茵河上的船夫见状立刻施救，把那位精神病晚期患者给捞了上来。

由于不堪忍受因病情加重而频繁闪现的恐怖幻觉，舒曼遂做出上述极端行径。这标志着他作为艺术家生涯的彻底终结，但对他的生命尚非一个永远的解脱。船夫的见义勇为导致舒曼被直接送进了精神病院，让他在那里毫无意义地延长了两年生命。

被送到精神病院以后，还能做什么呢？天天和一群与自己一模一样的精神病人呆在一起的舒曼，不仅再也无法作曲，更是连家人都认不出。19世纪闻名乐坛的作曲家、乐评人，就这样伴随着日日夜夜的梦魇，无能地躺在病床上，植物一般度过了人生最后的时日。1856年7月29日，舒曼逝世。唯一值得宽慰的是，他短暂人生中最珍重的两个人始终都守护在其身旁：一位是他最忠贞的妻子克拉拉·舒曼，另一位是他最优秀的学生约翰内斯·勃拉姆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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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指挥家伦纳德·伯恩斯坦曾这样评价舒曼：

Schumann is one of the special tastes that can send casual shipboard acquaintances rushing into each other’s arms or it can make enemies of otherwise loving friends.

大意是说，提到舒曼的名字，既能让远洋邮轮上的陌生人彼此相拥，又可令亲密无间的好朋友反目成仇。不过，真的有亲密无间的朋友会因为喜欢或不喜欢舒曼的音乐而掀翻友谊的小船吗？

我想，人们更多会回味舒曼带给人的温暖，并铭记他作为一位艺术家为人类文化艺术大拼图而精心铸造的一枚小拼图，正如同伯恩斯坦上文还没说完的那段话：

…of otherwise loving friends. But nobody will deny Schumann’s great gifts: the inspired lyricism that soars out of his best works, the uncanny stream of newnesses that succeed each other in such profusion（以如此丰富的方式接踵而至的、不可思议的新元素）, the warmth, the singing tides, the rhythmic ingenuities and the daring experimentalism.

至于舒曼的乐迷，他们有更大的几率，在茫茫人世间因为罗伯特·舒曼的名字而产生心灵上的共鸣，就像下面这条引用了伯恩斯坦原话的网友评论：

如果真的是这样，那么我真心地希望，不管是在什么地方——见证着别离与相逢的候机楼也好，轮番重复上演着开合吞吐的地铁站也好，被夕阳染黄的远洋邮轮的甲板上也好，遥远的杜塞尔多夫的街头也好——尽管阴雨连绵，人们行色匆匆，但只要不经意地提一下舒曼的名字，就一定会有人打着伞友好而礼貌地走到你跟前，微笑地询问你：

“你也喜欢舒曼吗？”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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